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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村里的麻将馆(图)

    时间:2018-12-13 19:29 来源:动麻将桌 打印字号:

      以前的农村人,冬天要修水利,要把地翻一遍好过冬,没事就在田边转。总的来说,是种地投入不计成本,叫“小农的自我剥削”。可如今,他们中有很多宁愿在牌馆呆着,也懒得去伺候庄稼。

      夫妻俩从事三农研究。最近两年回乡过年,两人都会写写见闻。故事都发生在李元珍的老家,湘北某县一个5万人口的乡镇里。

      茶馆(牌馆)是分等级的。最差一等基本上是老年茶馆,主要是打2元一局,打一天的输赢最多在百元之间。中间一等是打5-10元的茶馆,输赢最多在千元左右,这一类的茶馆也是最为普遍的。最高档的茶馆是常打10-20-30元或者20-40-60元的麻将,后者的输赢可达万元左右。

      (李元珍《原子化地区的面子及其支撑系统》)乡里喜欢打牌的人实在是多。大年三十上午有人还在茶馆打牌,完了还有人问开茶馆的小姨晚上开不开门。小姨觉得自己得回家吃年夜饭,还是不开为好。可年夜饭后,亲戚朋友提议去她茶馆打麻将。小姨觉得是个做生意的机会,立马打电话通知那些老顾客,晚上茶馆照常营业!不多时,还真有一桌人抛开家人来茶馆打麻将。(吕德文《乡里“面子”二三事》)

      一二十年前,镇上有打牌摊子,但远没有今天这么多、服务这么齐全。那时候,乡人们打牌,也远没今天这么全身心投入。打牌打到一日三餐在牌馆,小孩交给牌馆老板带,这种事以前完全没听说过。

      “闲”是好理解的。之前的乡人种地,一年种两季,恨不得种三季,如今,一季就够了。机械普及,种田轻松了,十亩地,一年投入两个月工时就够了。在以前,这起码得耗掉半年的工时。

      50岁的中年人当牌桌主力,这也好理解。用李元珍一个亲戚的话来说,到了这个年纪,孩子结婚了,房子盖好了,没事干,不打牌做什么?

      “以前的农村人可不是这样,冬天要修水利,要把地翻一遍好过冬,没事就在田边转。总的来说,是种地投入不计成本,学者给个总结,叫‘小农的自我剥削’。可如今,他们中有很多宁愿在牌馆呆着,也懒得去伺候庄稼。”他一度困惑,“这种心理上的变化,又是为什么?”

      一次聊天中,有个农村的亲戚随口说,“花那么大力气去种那么点田,那我还不如出去打工呢。”

      “他们对工价异常敏感,但家乡又找不到符合他们心理价位的工作,那就干脆闲着。”吕德文说,“他们结束打工生涯回乡,从某个角度看,是主动选择了一种安度晚年的维持性生活。”

      农村文化生活贫瘠。在吕德文看来,那些为“闲”而闲的乡人,于是乎纷纷投身打牌这项传统娱乐。

      茶馆为了招揽顾客,想尽办法提供各种优质服务:请专门的厨师做可口饭菜,保证有四个钵子菜(当地饭菜丰盛的标志)。据说,有些茶馆生意一落千丈就是因为饭菜不好吃。甚至于,家里只要有一人在茶馆打牌,茶馆可以为其家庭成员提供免费饭菜,家庭主妇可以不用回家做饭。

      另外,茶馆还提供专车服务,村里人想来街上茶馆打牌,可以由摩托车免费接送。茶馆还免费带小孩。大人打牌,茶馆可以尽心尽力照看好小孩。

      大年初一,开茶馆的小姨回娘家,顺便带了一个2岁多的小男孩。亲戚一问,原来是常在她茶馆打牌的一个老顾客的小孩。令人惊奇的是,这个小孩大年初一晚上竟然就睡在了外公家,第二天早上小姨又把他带回茶馆,一切照旧。

      留在农村的人,除了老年人,大多是50岁上下的中年人。虽然清闲,但也有家务要操持,做饭、带小孩。

      吕德文发现,“保姆式”茶馆的出现,把那些好牌之人从家务事中解放出来,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。换句话说,他们有了更多的时间精力投身牌桌。

      对于打牌的人而言,进出哪个茶馆,打多大的牌也几乎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。尤其是那些打20—40—60元麻将的人,因为每天的输赢都是惊人的数目,所以常常成为众人关注、谈论的对象。无一例外,这些人也都是讲排场之人,他们抽烟的档次至少是30元以上的芙蓉王,还能经常上县城唱歌、吃宵夜。正因为有着高档消费的连锁反应,打大牌之人常常面临巨大的经济亏空。

      钱花光了,牌打不下去了,牌馆也就没生意了。怎么办?茶馆老板们的办法是,提供免息借贷。

      显然,选择借钱给谁也是一门技术。首当其冲的,当然得看准这个人有没有能力还钱,判断其能力的重要指标是家庭状况,以及从事的职业。其次,还得把握好借款额度,几百上千块钱当然不是什么问题,但到了几千元就要慎之又慎,想尽办法把款追回来。还有一个重要指标是,借钱要借给那些爱面子的人,比如,那些怕小孩知道自己在外打牌欠钱的人,大可不必担心收不回债。

      可实际上,这种具有赌博性质的茶馆,对绝大多数人(无论是老板,还是打牌的人)而言,根本就不能长期维系。于是,这些茶馆基本上是开张一段时间,歇业一段时间,把债务收得差不多了再继续开张。

      当然,这些老板催债的时候也是刻薄至极,从2007年至今,我们乡已经发生三起因为还不起赌债而自杀的案例。

      2013年的一起,死者是一位48岁的女性,常年在茶馆打牌,输掉了20多万,当年新欠了茶馆1万多元,借钱无门被迫喝药自杀。

      后来,死者的家属要把尸体抬到乡政府理论,为了避免事端,乡政府给予了几千元的安葬费,并且给其丈夫一个低保名额。茶馆也因此被禁了一个星期,有好事之人说这是“为死者默哀一周”。(李元珍《原子化地区的面子及其支撑系统》)

      “这些发生在湘北一个普通乡镇里的故事,也是整个洞庭湖平原甚至范围更大的中国农村里的一个侧影。”这些年,在各地驻村调研,吕德文有此感悟。

      当然,中国地区差异明显,问题在各地的程度也有所不同。吕德文的老家在福建龙岩市,在那儿,问题远没有湘北这么严重。

      “以我家的那个村子为例,在福建算穷的地方了。但毕竟靠近东部沿海,不是人口净输出地,村里还有年轻人,有企业,农民们有赚钱的渠道,也就不会那么沉湎牌桌。”他说。

      他所观察的湘北村庄,则是人口净输出地,生产功能弱,只适合过一种闲暇的、维持性的生活。那么,我们的社会能不能提供一种合适的生活方式?

      “比如,社会保障,文化公共服务。”在吕德文看来,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

      今年春节流行一个词叫“异地团圆”。村里的麻将馆(图)不管在外拼搏的人们回不回乡,他们总会时刻关注故乡的种种变化。

      由此应运而生的“衣食父母”系列报道,到今天也告一段落。我们用五篇文章,分别关注了一名遭遇困惑的新型农民、一个抛荒严重的小村庄、一些逐渐消失的农产品、一位怀念年味的老人,以及一对独立观察的学者夫妇。他们眼中的当代农村,正是眼下中国乡村的缩影。它就这么存在着,生长着,改变着,不管你是不是喜欢。村里的麻将馆(图)“麻将规则起争执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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